先驅垂青史鐵血鑄軍魂

　　“人世斗爭幾日平,漫漫也應到黎明。聽潮夜半黃埔客,充耳哭聲和笑聲?！边@是叔公熊雄發表在《黃埔日刊》上的一首七絕詩，適逢黃埔軍校建校90周年，重溫叔公壯懷天下的詩句，尤其欽佩至深！叔公熊雄作為老一輩革命家和我黨最早從事革命軍隊政治工作的杰出領導人之一，以其非凡的貢獻，與李大釗、蕭楚女并稱早期犧牲的三大著名共產黨人，永垂青史！

　　叔公熊雄是江西宜豐人，生于公元1892年（清光緒壬辰年），在七兄弟中排行第四。他的祖父務農，伯祖父經商，父親則是清末孝廉方正（舉人）。熊雄出身于農商士三結合的特殊家庭，從小受到的熏陶自然與眾不同，農民的樸實、商人的靈慧、士子的向學兼而有之。他在家族私塾“培蘭書室”參加啟蒙學習認真刻苦，求知欲特別旺盛，從而打下了扎實基礎。同時，他還練就了一身防護的武術，能一躍而過連成一排的四張八仙桌。熊雄的家鄉地處宜豐、萬載、銅鼓三縣通衢，這里交通便利、商賈云集、信息四通、風氣開化、人杰地靈，為思想活躍、敏于新鮮事物的熊雄提供了良好的發展環境。故而，熊雄少有大志，尤喜中國歷代英雄和忠貞之士，手錄田橫、項羽、劉邦、祖逖、杜甫、劉伯溫、石達開、文天祥、秋瑾等人的詩詞百余首，編成《古今詩錄》，用以自勵。他還在尺長的竹片上刻下唐朝王昌齡“一片冰心在玉壺”的名句，坦陳抱負。熊雄的家族成員里的多重身份背景，又讓他自幼就有不同社會階層的體悟，為他以后同情、支持和參與民主革命準備了天然的思想基礎。

　　1907年春，熊雄和大哥一同考取新設的瑞州府中學堂。在這種新式學堂中，熊雄接受了迥異于私塾的近代教育。不僅豐富了知識，而且開闊了眼界，活躍了思維，升華了理想。由于他勤奮好學，終以最優等成績畢業。1910年春，他獨往金陵考入南京優級師范學堂。在當時，廢科舉而大興新式學堂本是清廷為培養新型人才所作的改革，但不久卻得到了與其期望相反的回報。這批新式知識分子不同程度地受到了新學的濡染與新思潮的洗禮，具有與舊式士子完全不同的知識結構、人生理想與行為取向。他們已逸出了熱衷于個人功名利祿的狹小樊籬，而執著地追求一種參與改造社會的救世理想與社會實踐；他們身上少了許多逃避現實的“出世”意識，更多的是積極主動的“入世”沖動。熊雄便是一名在此背景下成長起來的新型知識分子。這批新型知識分子崛起后，很快承擔起社會與時代賦予的使命，成為改造社會、推動中國前進的生力軍。故而，他在南京優級師范學堂僅學習一年，便因目睹國際帝國主義野蠻侵略和清王朝的喪權辱國，于1911年春棄學從戎，成為江西新軍學生兵中一員。

　　“二次革命”失敗后，熊雄隨李烈鈞、林虎、方聲濤等輾轉亡命日本。在東京，他得識孫中山先生，他的革命行為受到孫中山先生的欽佩。自此，他將中國革命先行者孫中山當作自己的偶像，毅然參加了孫中山重組的中華革命黨及該黨創辦的浩然軍事學校。在熊雄的軍旅生涯中，有兩次軍事院校的學習生活。第一次便是在日本東京孫中山開辦的浩然軍事學校。在此軍事學校里，教材是日本士官學校的，教官是向日本士官學校聘請的，還有中華革命黨著名領導人為他們演講。這一切，使得熊雄受到了十分嚴格而正規的軍校教育；不僅為他10年后入讀蘇俄紅軍學院作了鋪墊，而且為他日后執掌黃埔軍校政治教育的卓越建樹奠定了基礎。

　　1913年秋到1916年春熊雄在東京學習和生活了兩年多之后，經歷了對日本資本主義制度的切身體驗，加上中國人歷經外侮的歷史悲情依然濃烈，讓滿懷尋求救國救民新路一腔熱血的他感到失望，便毅然回國參加孫中山先生領導的護國護法運動。先后隨護國滇軍、湘軍轉戰粵湘一帶，因屢建戰功由普通一兵晉升護國湘軍上校。然而，孫中山領導的三次反對北洋軍閥的斗爭未能重拾江山。由于中國資產階級的軟弱性和妥協性，早期國民革命潮起潮落，難擔徹底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大任，時代呼喚著新的領導階級、新的政治精英。反思自己的兩段武人經歷，熊雄對所做的這些事很不滿意，達不到他的目的，這就說明了他對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認知提高到了一個新的層面。

　　在俄國十月革命和北京“五四”運動的激蕩下，熊雄帶著迷茫和希冀再次走出國門，赴法國勤工儉學，生活雖然艱苦，但有更多機會閱讀馬克思主義著作，結識進步留學生和華僑工人，從而接受了各種社會主義思潮濡染。在法國，他處處都能夠發現資本主義的罪惡，和勞動者的痛苦，并由此認定中國的出路應該是“社會革命”，“俄羅斯十月革命成功，也是一個大證據”，從而時時考慮“游俄”，以期親睹社會主義革命成果。在法國，留學生的環境復雜兇險。1921年，旅法勤工儉學學生為爭取工作、學習、生活等權利，進行了請愿活動。熊雄聞訊立即從當時就讀的法國西南部農校趕回巴黎參加。他與勞動學會的成員一道印發“聲明”和“意見書”，并堅持抗暴斗爭。

　　為了更深刻地研究馬克思主義，熊雄于1922年3月轉赴馬克思主義學說的故鄉——德國留學，并很快加入了德國共產黨。這期間，熊雄在旅歐支部開設的共產主義研究會中系統學習、研究馬克思主義理論，用馬克思主義校正自己的人生羅盤，并在旅德學生和華工中從事革命活動，還發起組建了中國少年共產黨（青年團），在馬克思主義的生動實踐中得到歷練。

　　為了迎接中國革命高潮的到來，根據國內黨中央的指示，中共旅歐支部開始有計劃地選送了一些黨團員赴蘇聯學習。1923年3月底，熊雄與趙世炎、王若飛、陳延年、陳喬年、王圭等12人第一批來到列寧的故鄉，在莫斯科東方大學中國班學習。中國班黨支部明確指出：我們來俄的目的，是學習馬克思主義和無產階級斗爭經驗，訓練自己成為很好的共產主義者，回國后代表無產階級活動。在東大學習期間，熊雄正是懷揣這樣的動機和目標如饑似渴地學習，并鑄就了共產黨人高遠的歷史使命感。兩年后，熊雄轉入莫斯科紅軍學院深造。嶄新的軍事訓練和政治訓練，對具有南昌起義、湖口起義、護國護法戰爭以及二次東征等豐厚實戰體驗的熊雄來說，正是“如魚得水”；再比照他在日本軍事學校所學過課程和受過的訓練，更是收獲良多。特別是學習了蘇俄紅軍的政治工作，對他日后在黃埔軍校里程碑式的建樹大有裨益。

　　為了追求真理和理想，熊雄輾轉負笈。他冷靜考察，獨立思考，理性選擇，無時無刻不在結合思考國家民族的前途命運。尤其在親睹了走上社會主義道路的蘇俄所煥發出來的生機與活力之后，進一步堅定了踐行馬克思主義的意志和信念，從而成為卓爾不凡的、忠貞不渝的共產主義戰士。

　　1925年9月，因國內工作需要，為尋求真理負笈法、德、俄的熊雄回到上海，中共中央分配他到廣東工作，當月奉調黃埔軍校任政治教官。到校后不久他參加二次東征，協助東征軍總指政治部、一軍政治部少將主任周恩來籌組政治工作；臨出發時，熊雄又被委任為總指揮直屬的憲兵營黨代表，任務是“在于維持全軍的軍紀風紀及地方治安與臨時特別任務”（蔣介石語），不久還被任命為新成立的軍校入伍生部的政治部主任。黃埔學生軍在東征中攻堅克難，所向披靡，與他們出色的政治宣傳鼓動工作是分不開的。

　　隨著革命形勢迅速發展和革命隊伍不斷壯大，加強軍隊中的政治工作尤顯重要和緊迫。為此，中共廣東區委于1925年年底提出了在黃埔軍校增設政治科專門培養軍隊政治工作干部的建議并最終被采納。1926年1月東征歸來后，熊雄出任黃埔軍校政治部副主任，2月擔任軍校改組籌備委員七人之一，兼任潮州分校政治部主任。因兼任政治部主任的邵力子的主職是軍校秘書長，政治部部務工作實際上由熊雄主持；3月，軍校改組為國民革命軍中央軍事政治學校。軍校更名意味著軍事教育與政治教育并重的戰略定位，乃有中軍政校組織大綱及全部法規（包括政治部服務細則、政治教育大綱、政治教育計劃等）的建設。同年7月，邵力子奉蔣介石之命去蘇俄開會后，政治部工作便明確由熊雄全面負責。

　　1926年11月,熊雄任黃埔軍校政治部主任。隨著革命勢力不斷發展和壯大，北伐軍捷報頻傳。全校師生情緒高漲，校內充滿濃厚的革命氣氛。熊雄當時為軍校缺乏一首能夠調動學生情緒的好歌感到遺憾。于是，熊雄便想起好友，軍校少校政治教官陳祖康，想讓他試作一首新的校歌歌詞。之后，陳祖康便作下《中央軍事政治學?！沸８?，熊雄看后連聲叫好，并請來少校音樂教官林慶梧譜曲。很快，這首新校歌在校內廣為傳唱。一次，學生在軍校俱樂部唱起這首校歌，熊雄聽后即興發表講話：我提議將歌詞中“黨旗飛舞”一句改為“紅旗飛舞”，因為國共兩黨的黨旗都是紅色的。如此，便將歌詞作了修改。

　　黃埔軍校早在1924年建校之初就設立了政治部，但正如周恩來同志當時所說的那樣：“過去黃埔軍校政治部是個空架子，學校也沒有多少真正進步的政治工作可言?！弊詮闹芏鱽硗緭握尾恐魅魏?，政治教育工作蓬勃開展起來；熊雄接任軍校政治部主任后，通過不懈努力使政治部工作得到進一步發展。他大力延展政治工作的觸須，開展一系列建章立制工作，?？瘸霭嫖镆厕k得風生水起，使中國現代軍政人才的搖籃煥發出勃勃生機，凸顯了他治理軍校政教的雄才大略。他根據“軍事與政治打成一片”的教育原則，向軍校學生灌輸孫中山的三民主義和馬列主義的基本理論知識，開設的政治課多達26門，聘請了高端共產黨人和知名人士擔任政治教官，他本人親自講授《軍隊中政治工作》與《本黨宣言訓令》兩門課。與此同時，通過定期舉行政治討論、政治測驗、政治講演，組織宣傳隊、“血花劇社”，大量編印校報、期刊、書籍及各種宣傳品，參加軍民聯歡會和民眾運動等多種形式，對軍校學生進行生動活潑的革命思想、情操教育，使軍校的政治工作多姿多彩。

　　熊雄在主持政治部工作期間，孜孜不倦教導學生“要時時刻刻干革命工作”，“不使自己變成反革命或假、半革命派，要為黨的主義即為被壓迫民族——特別是工農——利益而奮斗犧牲！”熊雄注重通過書刊、報紙、詩歌等宣傳媒介宣傳革命思想。他先后主持創辦了《黃埔周刊》、《黃埔日刊》，出版了《黃埔叢書》、《政治問答集》等書籍、講義，緊密結合形勢對全校生員進行生動活潑、有的放矢的政治教育。為了積極配合北伐戰爭，熊雄參與了北伐軍戰時政治工作會議的籌備工作和大會的指導工作，參加制定了《北伐進行計劃》和《北伐宣傳隊之組織》等文件。

　　在省港罷工斗爭中，熊雄發表了《省港罷工的面面觀》一文，出版了《擁護省港罷工》的小冊子。同時在反帝示威大會上發表演說，有力地支持了罷工斗爭。嗣后，熊雄為少年國際紀念日寫了《今日之青年》一文，激勵“今日之青年，尤其是被壓迫的青年，應該認清時代的潮流，擔負歷史使命，去參加廣泛的革命工作，切不要做個時代的落伍者”。不久，熊雄為軍官政治研究班畢業同學錄作序，要求畢業同學“時時刻刻干革命工作”，“要以黨治國，以民眾之擁護為基礎，不容私人專政而妨礙民權的”，“我們既不可與敵人妥協，更不可疏忽我們的聯合戰線，我們決不可有聯治派和國家主義派的誤謬心理”。第五期入伍生舉行升學典禮，熊雄寫了《告第五期諸同學》一文，禮贊黃埔軍校是“漫漫長夜里的一顆明星，一線曙光下的革命營寨”。要求這個革命營寨里的分子知道自己“責任是如何繁重，使命是如何遠大一一國民革命和世界革命”。并以革命同志的關系提出幾點希望：一是在思想上貫通理論與實際，二是在行動上遵守革命的紀律，三是必須有確定的革命人生觀。接著，第五期炮工兩科學生遷往武昌，熊雄和他們作了臨別訓話，擲地鏗鏘地闡釋了以奉獻、犧牲為內核的革命英雄主義真諦。1926年8月13日，《黃埔日刊》刊登了蔣介石寫的“幾個口號”，熊雄以高度的政治敏感性寫了《對于校長“臨別贈言”的說明》一文，洞燭蔣介石的政治雜耍，旗幟鮮明地與之進行了一次針鋒相對的斗爭。

　　開展各種紀念活動，也是對學生進行政治教育的一個重要環節，熊雄和其他政治教官會利用這個機會發表演講或文章。熊雄在一次總理紀念周的專題演講中指出，將來的世界會有蘇俄、美國和中國三個大國，這是由于他們人口、幅員和資源等因素決定的，而中國的前途是無限的。熊雄講得最多的是紀律問題，認為這是關系革命軍隊成敗的問題，要求教官嚴格訓練學生。1927年1月21日，《黃埔日刊》出版了列寧逝世三周年紀念專號，熊雄在《列寧與黃埔學生》一文中高度贊揚了列寧偉大的一生，要求黃埔學生“應是最勇敢的列寧精神之模仿者”。2月7日，軍校為“二七慘案”四周年發表了《告民眾書》，熊雄在《“二七”在國民革命中之意義》一文中指出，二七運動充分表現中國無產階級反抗帝國主義的偉大力量，“黃埔學生是代表革命民眾一一尤其是工農利益而奮斗的先鋒隊”。3月1日，在軍校改組與入伍生部成立一周年紀念時，熊雄在《黃埔日刊》發表了《我對于本?！叭弧奔o念的希望》一文。他說，本校改組后，由單純的軍事學校而變成政治軍事并重的革命黨員制造所，在慶祝和希望中，我們應當知道“我們是為革命需要而來，不要忘了本?！褡逑蠕h’的光榮和總理創辦本校的初意一一作革命的中堅，完成國民革命！”3月3日，《黃埔日刊》創刊一周年時，熊雄為《黃埔日刊》周年紀念寫了題詞：東方被壓迫民族的呼聲，革命軍人的道路。3月8日是第四期學生升學典禮一周年，也是改組后的中央軍事政治學校第一期學生的開學紀念日，熊雄在《本校開學周年紀念之意義》一文中，指出本?！败娛陆逃c政治教育之打成一片，即為本校生命之根本所在”。

　　熊雄始終強調革命理論的巨大作用，他常常提到列寧的名言：“沒有革命理論便沒有革命運動”，并將這句“列寧遺訓”書寫進中軍政校第四期畢業同學錄中。他的理論探索成果集中反映在其撰寫并發表于《黃埔潮》（周刊）的《孫文主義與列寧主義之比較觀》一文中。該文共三大部分：孫文主義與列寧主義的歷史觀；孫文主義中之民族主義與列寧主義之民族解放主義；孫文主義中的民權主義與列寧主義中的獨裁政治。通過系統而周密的比較分析兩種“主義”的理論內涵、相互關系及其相通之點。熊雄得出了自己的結論：“孫文主義與列寧主義，在革命中，都含有歷史上重大的意義，中山先生和列寧先生，均能看出時代的真意義，說明時代的實在情形，指出時代進化的真正方向，適合群眾的要求而領導其向光明路上走去?！薄耙驗楦锩闹髁x是有一定目標的，但實行這革命的主義的過程中的種種策略、手段，是要以時代的物質條件為標準而隨時成水波狀前進的。中山先生與列寧先生之所以能成其偉大，便是有這個時代的物質條件為基礎而建筑真實革命理論與革命主義哩！所以孫文主義與列寧主義之所以產出，所以成立，在歷史上的根源，實是一而二，二而一者也?！甭撓诞敃r的實際來看，此文的寫作和發表，旨在掌握孫中山的革命思想的“話語”權。因為，“孫文主義學會”常常曲解孫文主義并誤導學生；此文以淵博的歷史與理論知識，對孫中山的思想體系作了全面而準確的闡述，為革命理論正本清源。盡管熊雄對于兩種主義的比較認識受到歷史因素的制約，某些看法和結論不免存在絕對化和片面性，但他這種孜孜不倦、順時求進的理論探索精神及其初步萌生的將馬克思主義理論與中國的實境相結合的理論探索實踐，對后繼革命者產生了深遠的啟示和影響。

　　與《孫文主義與列寧主義之比較觀》相得益彰的，是熊雄的另一篇力作《國家主義派與西山會議派之過去及現在》。該文深度剖析了國家主義派、西山會議派的理論及其政治行動的實質，是一篇內涵豐厚、針對性強的文章。上述兩篇長文，大氣磅礴，雄辯滔滔，一瀉千里，并不乏哲理魅力，沒有相當的理論功底和文字功底是難以勝任的。1927年1月21日，熊雄在《列寧與黃埔學生》一文中說：“列寧倘死在孫總理之后，他必能幫助孫文主義之目的早日達到，孫總理若至今尚在，他也必親自幫助列寧主義之目的早日達到！”這又是“比較觀”一文的意旨延伸。在社會思潮多樣化和多元化的語境中，正是熊雄這一系列富有影響力和號召力的文章和演講，對黃埔學生發揮了極其重要的思想導航和品質引領作用。

　　實踐雄辯地證明，熊雄的軍校政治教育理念是正確的，工作是卓有成效的、有口皆碑的，對培養優秀軍事政治干部支援北伐等革命戰爭是功不可沒的，但也因此招致國民黨右派的嫉恨。3月20日，蔣介石突然制造了中山艦事件，派軍隊嚴密監視和控制軍校師生；熊雄從容應對，使這一事件未能波及政治部。嗣后，中共廣東區委為適應新形勢的需要，決定在軍校設立中共黨團，熊雄為書記，統一領導黨在軍校的工作。主要任務是團結左派，爭取中間力量，反對極端的反動勢力，積極宣傳孫中山的三大政策和國民革命運動。自此，軍校政治工作有了新的發展，保持和擴大了黨在軍校的領導地位和積極影響。

　　在國共兩黨合作的三年多時間里，黃埔軍校的工作和教學由于共產黨人的參與，致力于革命的政治教育，使軍校形成了“國民革命的中心”、“東方的紅軍”的蓬蓬勃勃發展的局面。軍校聲名遠播，國內外慕名前來參觀、訪問和學習的人絡繹不絕。熊雄親自參與接待，宣傳孫中山的三民主義和三大政策，推介軍校的方針理念和舉措，擴大了黃埔的影響和聲望。這座譽稱“中國的西點軍?！?，見證了波瀾壯闊的中國第一次大革命。熊雄作為主持黃埔軍校政治部時間最長、也是黃埔最后一任政治部主任，以自己的出眾才華使軍校始終保持旺盛的革命氣氛，成為支援北伐戰爭的堅強后盾。

　　1926年6月7日，蔣介石在軍校發表反共講話，要軍校師生自動填表聲明黨籍，不準跨黨，并且意欲以高官厚祿拉攏和收買公開的共產黨人，邁出了破壞國共合作的第一步。1926年12月初，國民黨中央黨部和國民政府遷往武昌，12月14日，熊雄被任命為中央軍事政治學校政治部代理主任，全面負責軍校政治教育工作。此時，中共廣東區委軍委書記周恩來調上海中共中央工作，所遺一職亦由熊雄兼任。此際，他通過這一系列政治教育和宣傳工作，揭露和回擊了反動勢力的破壞。1927年3月，蔣介石到上海后，與中外反動派相勾結，不斷制造白色恐怖，斗爭不斷升級。在陰云密布的日子里，熊雄遵照黨的指示，機智沉著地布置黨團員和進步人士秘密轉移，保存革命力量；同時繼續領導國民黨特別黨部，以靈活的方式為保衛革命果實進行斗爭。熊雄還邀請魯迅先生來軍校演講，鼓舞正義學生的斗志。4月12日，蔣介石逆歷史潮流而動，在上海發動反革命政變，發出了“第一號通緝令”，公布了陳獨秀、毛澤東、熊雄等193人“被通緝”的名單；廣東的國民黨當局也配合蔣介石策劃“清黨”反共，并且大開殺戒。熊雄處變不驚，與反動派勢同水火，表示“要將一腔熱血灑在黃埔島上，與黃埔共始終?！?。4月15日，國民黨廣東反動當局導演現代版“放捉曹”誘捕熊雄，5月初將其轉囚南石頭監獄。他不僅自己大義凜然、視死如歸，還利用早晚兩次放風的短暫時間鼓勵被囚學生，告訴他們干革命總會有犧牲，團結起來爭取出獄繼續為革命奮斗，“守得云開見月明”。5月17日晚上，敵人終于對他下毒手了，他那錚錚鐵骨點燃的鐵窗烈火一直在南石頭監獄燃燒……

　　昂揚向上和光明磊落貫穿了熊雄的36道年輪，天賦才華和道德文章有口皆碑，云水襟懷和松柏氣節日月可鑒，“生當做人杰，死亦為鬼雄”的信念彰顯了無產階級革命家的偉岸與崇高！“滄海橫流,方顯英雄本色?！弊鳛橹袊锩闰?，作為一代英烈，熊雄短暫的人生是磅礴人生、恢宏人生，是不同凡響的人生！

　　1984年8月，聶榮臻元帥親自寫下“熊雄烈士永遠活在我們心中”的條幅，以緬懷其輝同日月的生平。熊雄作為一個堅定的共產主義戰士，始終堅信只有中國共產黨才能拯救人民于水火，才能振興中華民族。為此，在血與火、生與死的考驗中，他始終把自己的人生價值觀與共產主義理想信念聯系在一起，自覺地將個人命運與祖國命運聯系在一起。為此，他始終走在時代前列，高擎民族精神的火炬，吹響革命激情的號角。為此，在個人修為上他長于思而敏于行，注重實踐與理論相結合；從來是非分明、胸懷坦蕩、光明磊落。他的革命精神、優秀品質和共產主義思想情操，贏得了戰友和學生的崇敬和懷念，贏得了黨和人民的高度贊揚。

　　謹以此文緬懷叔公熊雄烈士犧牲87周年！

　　黃埔后代 熊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