難忘的經歷——追憶1949

　　上海解放前夕，中共中央上海局任命張權將軍（原國民黨中將、炮兵教導總隊長）為上海起義軍司令。中共成員王亞文為政治委員，中共成員鄭振華為副政治委員兼政治部主任，我擔責起義軍交通科長（聯絡情報）。

　　1949年5月13日，遵照張權將軍的指示，我將李錫佑的親筆信送交駐在復旦大學132師的中校參謀科長張賢，并引領與李錫佑會面。事后，我回到張權將軍家，向張將軍匯報完成了任務，張將軍表示欣慰。次日（即14日），張將軍來到我的住處（虬江路620號）。共進晚餐后，我陪同他在北面陽臺觀望國共兩軍對峙炮擊。張將軍說“近來白色恐怖越來越緊，我們要高度注意安全”，又說“烏云即將過去，曙光就在前面”。當晚，張將軍就住在我處。15日晨，張將軍吃了早餐后囑咐我穿西服去麥加里38號（他的住處），協助把一部分行李轉移到我家。8點半左右，我和張權將軍同時離開他的家門，步出弄口后分頭行動。張將軍坐三輪車向東而去，我則向西而行。正當我向路西穿越時，突然見四個陌生人將我圍住，我當即拔槍自衛。對方見我有槍，猛然將我的槍奪去，并大聲問我前面坐三輪車走的人是誰，我說：“不認識?！奔s九點許，四個陌生人將我推上吉普車，開到了國民黨京滬杭警備總司令部二處。一個上校軍官厲聲問我姓什么？哪里人？多大年紀？住哪里？何時參加共產黨？對前幾個問題我如實作了回答。對最后一個問題，我也作了如實回答；我說“我是國民黨員，我沒有參加共產黨”。那個上校聽后，竟然火冒三丈，跳將起來，打了我三個耳光，隨即命令那幾條“走狗”把我又押回麥加里，要我帶路去抓李錫佑，并說，若是找不到李錫佑就殺死我。我對那個上校說，“你是一個軍人，我也是一個軍人，軍人的性格都是不怕死的，你不必以死來嚇唬我！”

　　我被迫無奈，在他們的軟押下，到麥加里34號走了一圈，但并未見到李錫佑。屋內只有兩個女人，我意識到情況嚴重，便向那幾個便衣說：“我要喝水”，經許可由他們押著帶進38號，見內姑母在，當即喝了一杯水（此舉旨在讓內姑母知道出事了）。未幾，聽外面大聲說，李錫佑回來了。我又被他們帶回到警備總司令部，關在二處的一所小房子里，一連幾個小時未進食。15日下午5時左右，將我推進一輛紅色警車，見車上有張權將軍、兩個女人、一個老頭。見此情景，我的心為之一顫，知道大事不好。當警車啟動時，張權將軍問我在麥加里開槍了沒有？我說我的槍已被繳去，沒有開槍。警車駛進位于福州路的警察總局。我們即被押在四樓，見李錫佑已被打成重傷。當晚，我和張權將軍被關押在三號牢房。深夜12點后，首次提審張權將軍，到凌晨才押回牢房，張權將軍疲憊不堪，無力與我說話。16日10時許，再度提審張將軍，下午約2時回牢房，張將軍對我說：“李錫佑經不住肉體的折磨，已全招了，現在我的選擇是承擔一切責任”。從1949年5月15日至21日，整整7天，張將軍和我都關在同一牢房。張權將軍被提審了5次，每次提審張權將軍都堅貞不屈，對中共地下黨一個字也沒有提及。當敵人欲對張將軍施用重刑時，張將軍大義凜然地說：“你們可以殺我，但不可侮辱我”。在獄中，張將軍為了提高我的斗志，鼓勵我說：“中國歷代都有不畏強暴、不怕犧牲的人物。他們的行為、他們的精神給后人以無限的激勵。文天祥曾在獄中寫了《正氣歌》，邪不壓正，為真理而死，死得其所！”

　　1949年5月21日上午，張將軍第6次被提審，但這一次提審后未回牢房。不多時，聽見張權將軍大聲呼喊：“中國人民萬歲！”當時，我意識到我尊敬的長輩、我愛戴的老師張權將軍將面臨不幸。果然在下午就聽說以“銀元販子的名義”槍殺了6人，其中就有張權、李錫佑兩將軍。得知此事，我內心萬分痛苦。

　　當月23日傍晚，聽說湯恩伯、毛森等國民黨的殘孽已逃離上海。中共地下黨員打開了牢門，我和其他難友一起走出牢門。我回到了虬江路620號住處。我的好友、曾經介紹我參加愛國青年大同盟的同濟大學學生王頤蓀為我祝賀虎口余生！

　　我在獄中被3次提審。他們企圖迫使我承認共產黨員身份，由于我態度堅決，所以遭到敵人的毒打，為之周身極度痛楚。6月中，上海市軍管會通知我回虬江倉庫擔任原職。由于我身有重傷，所以婉謝復職。事后得知，上海市軍管會通知復職，乃是愛盟同濟大學支部王頤蓀等提供的情況所作的決定。

　　我出獄回家后沒幾天，內姑母得知我身受重傷，特地帶了一些食品來我家探視，并問了一些被捕過程，我向她作了匯報并告知：張權將軍在獄中的情況，說了張賢的背叛等。不多天據內姑母胡雪影說這件事已通報王亞文老前輩。

　　反革命分子張賢（關于張賢如何出賣李錫佑，見上海徐家匯人民法院所存檔案）在50年代已被鎮壓，血債已經償還。1949年7月30日，中共上海市委出具公函，追認張權將軍、李錫佑將軍為革命烈士，烈士可以瞑目長眠于九泉了！

　　黃埔十四期 秦然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