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北易幟”模式與兩岸的和平統一

謹以此文獻給偉大的革命先驅孫中山先生

 

“東北易幟”模式與兩岸的和平統一

——對海峽兩岸“黃埔精神”交流的思考

廖中武[1]

（江西財經大學，江西南昌 330013）

摘  要：在海峽兩岸統一模式這個重要議題上，各界有很多看法，有的比照國際做法提出“兩德統一模式”、“兩越統一模式”、“坦桑聯合模式”，但這都是國外根據自身情況而實現的統一模式，未必適合中國國情。各界對于海峽兩岸的統一提出克里米亞回歸模式、北平模式、“統合模式”、“一中三憲模式”、“一中屋頂模式”等。中國有中國的自身國情特點，筆者通過對中國現代歷史上以“東北易幟”方式實現國家統一的典型案例分析，綜合中國歷史國情民意與海峽兩岸“黃埔精神”的交流，提出以“東北易幟”模式實現海峽兩岸的和平統一大業，提交給各界參考。

關鍵詞：統一模式；“東北易幟”模式；和平統一；海峽兩岸；“黃埔精神”

 一、前論：關于海峽兩岸統一模式的探討

海峽兩岸的統一模式一直是糾結于兩岸之間乃至海內外愛國愛華擁護國家統一的華人華僑難以窳解的一個心結，到底是以何種方式實現兩岸的統一，政界、學界、軍界及其他團體等都有自己不同的看法?，F在此對于兩岸統一模式的幾個主要看法做一番梳理與介紹：

（一）“兩越統一模式”

二戰結束后，越南出現了分裂狀況。1945年9月，隨著日本在越南的戰敗，胡志明領導的印度支那共產黨發表《獨立宣言》，成立了越南民主共和國，定都河內。新生的政權誕生不到一個月，法國的入侵迫使其轉移到北部山區扎根。1954年7月，與新生的越南政權交戰失敗的法國被迫簽署了《日內瓦協定》，以北緯17度線為界，越南民主共和國軍隊在此分界線以北集結，法軍在該分界線以南集結，同時越南應在1956年7月前舉行全國自由選舉。但是美國勢力開始入侵越南，接替法國扶植以吳庭艷為首的南方政治勢力，并于1955年10月在南方提前舉行“公民投票”，成立了越南共和國，定都西貢。北緯度線成為越南的分界線，越南民主共和國因地處分界線北部，被稱為北越，越南共和國因地處分界線南部，被稱南越。隨著美軍撤出南越后，1975年4月30日北越軍隊攻占了當時南越首都西貢（即現在的胡志明市），南越總統楊文明宣布投降，1975年5月，越南南方全部解放，越南共和國滅亡，至此越南以北越統一南越而實現國家統一。1976年4月統一后的南北越選出統一的民意機構——國會，1976年7月越南南北宣布統一，南北越正式更改國號為越南社會主義共和國，在法律上實現了越南的統一。

（二）“坦桑聯合模式”[2]

坦桑尼亞聯合共和國由位于非洲大陸東岸的坦噶尼喀和附近島嶼桑給巴爾兩部分組成。在近代史上，兩者曾分屬于不同的殖民國。至1961年5月，坦噶尼喀取得內部自治，同年12月宣告獨立，一年后成立坦噶尼喀共和國。桑給巴爾也在1963年6月獲得自治，同年12月宣告獨立，成為君主立憲制的國家。二者經過協商，在1964年4月26日，坦噶尼喀和桑給巴爾組成聯合共和國，同年10月29日更改國名為坦桑尼亞聯合共和國。統一后的坦桑尼亞聯合共和國有如下特點：（1）有統一的國名，但雙方依然各自保留原來的國家稱謂；（2）實行總統內閣制，國家設總統一人、副總統兩人。由原先坦噶尼喀的領導人擔任總統；桑給巴爾的領導人擔任第一副總統，常駐桑給巴爾，同時兼任桑給巴爾地區的行政首腦，即桑給巴爾總統；另一個坦噶尼喀人擔任聯合共和國的第二副總統；（3）統一后的桑給巴爾，外交由派駐桑給巴爾的坦桑尼亞聯合共和國外交部副部長負責。各國駐桑給巴爾的使館，改稱領事館；（4）統一后的坦桑尼亞聯合共和國軍隊、警察等武裝力量長期沒能得到統一指揮，同時坦噶尼喀和桑給巴爾的政黨實行自我發展；（5）統一之后這個國家有兩部憲法，分別是1977年通過的坦桑尼亞聯合共和國憲法和1979年通過的桑給巴爾憲法。1984年，坦桑尼亞和桑給巴爾分別通過各自憲法的修正案。坦桑尼亞憲法規定國家分設兩個最高級的政府，一個是坦桑尼亞聯合政府，一個是桑給巴爾政府。桑給巴爾憲法規定桑給巴爾實行某些程度的自治，有權處理除外交、國防、警務、稅收、銀行、貨幣、外匯、航空、港口和郵電等22項聯合事務以外的地方事務。1994年，坦桑尼亞議會通過憲法修正案，聯合共和國只設總統和一名副總統?？偨y、副總統必須分別來自大陸和桑給巴爾，并且在競選期間，為競選伙伴。副總統不能由桑給巴爾總統或坦桑尼亞聯合共和國總理兼任。坦桑尼亞的統一，不是以一方吞并另一方或者改變一方的兩德模式為前提的，統一后的桑給巴爾依然保持了其伊斯蘭政府的特性，宗教上的分歧有時往往比意識形態的分歧更難調和，但統一后的坦桑尼亞卻妥當地解決了這個問題，從這點看中國統一的難度要小于坦桑尼亞的統一，因為海峽兩岸的共同點要遠多于坦桑尼亞兩岸的共同點。大陸學術界也不乏有人對此持贊成與借鑒的態度。

（三）“兩德統一模式”

早在1999年7月9日，臺灣地區領導人李登輝特意選擇接受“德國之聲”采訪時拋出所謂“兩國論”，意在將臺灣問題類比兩德問題，套用“兩德模式”來處理兩岸關系。時光流轉到2012年5月25日，馬英九在出席年度國際比較法學會大會開幕典禮時，再次提出，德國統一的模式或可作為兩岸關系發展的借鑒。事后，國務院臺灣事務辦公室發言人楊毅于2012年5月30日，在新聞發布會上做了正式回應：“兩德的情況和兩岸的情況不同。兩岸雙方應繼續共同努力，走出一條適合兩岸情況、符合中華民族整體利益的兩岸和平發展、和平統一之路?！?/span>[3]

在此有必要解讀下什么是“兩德統一模式”，它指東德和西德在和平基礎上實現國家統一的模式。早在二戰結束后不久，世界強權把一個主權德國一分為二：民主德國（即東德）和聯邦德國（即西德）。在當時冷戰格局下，剛出現的兩個德國嚴重對峙，后經過各自獨立的發展，雙方關系從彼此對立發展到外交上的相互承認，到1972年12月雙方簽訂“關于兩國關系基礎的條約”，兩德關系進一步緩和。1989年東德局勢發生了急劇變化。自同年5月起，大批公民出走西德。10月初，許多城市相繼爆發了規模不等的示威游行，要求放寬出國旅行和新間媒介的限制等。10月18日，東德總統昂納克宣布辭職。11月9日，“柏林墻”開放。11月28日，西德總理科爾提出關于兩個德國實現統一的十點計劃。1990年2月13至14日，東德總理莫德羅首次訪問聯邦德國。3月18日，東德人民議會實行自由選舉，德梅齊埃任東德總理后，兩德統一的步伐加快。5月18日，兩德在伯恩簽署關于建立貨幣、經濟和社會聯盟的國家條約。7月1日條約生效，東德馬克退出流通，西德馬克成為兩德共同的貨幣。7月6日兩德開始就第二個國家條約進行談判，條約規定了兩德統一的原則、方式和時間，以及兩德統一后的政治制度等。8月31日，雙方又在柏林簽署兩德統一條約，條約規定，東德恢復1952年行政區劃調整以前的五個州，這五個州遵照德意志聯邦共和國（西德）基本法第23條集體加入西德。9月24日，東德國家人民軍正式退出華約組織。10月3日東德正式加入西德。東德的憲法、人民議院、政府自動取消，原14個專區為適應西德建制改為5個州，并入了西德，加入西德的五個州實行三權分立的多黨制議會民主制度，分裂40多年的兩個德國重新統一。

當時有兩個統一方式選擇：一是純粹修改西德基本法(Grundgesetz) 把其權力擴展到這五個州從而于憲制上成為同一個國家；二是把統一過程當成是東西兩個德國的正式合并，產生一個新德國并重寫憲法。前者相對簡單，但因為這種方式沒有視東德為對等主權國，讓東德有被“舊聯邦共和國”占領的情緒或是認為自己成了西德附屬的感覺。為了讓統一更順利，同時也為了消除其他國家疑慮，西德修改了基本法：通過對西德憲法第一百四十六條條款進行修改，使得憲法第二十三條款能用于統一。在上述五個州加入西德之后，基本法再度被修改。12月，舉行了1933年以來第一次全德自由公正的選舉。結果總理赫爾穆特·科爾領導的聯合政府比上次選舉贏得更多議席以更強的大多數姿態領導新德國?！皟傻陆y一模式”最大的特點就是和平統一，盡管統一給西德造成一定影響，但總體上看沒有給統一后德國的社會和經濟發展造成很大的動蕩。

（四）克里米亞回歸模式

2014年克里米亞地區回歸俄羅斯，也讓人探討是否可以借鑒“克里米亞模式”來實現國家統一大業。

2014年2月底，烏克蘭社會突發動蕩，反對派支持者走上基輔街頭抗議，逼迫時任總統亞努科維奇下臺。美國、歐盟等國家領導人多次發言力挺反對派，呼吁烏克蘭當局克制，不要鎮壓，甚至派員前往基輔支持與指導反對派開展反對行動。與此同時俄羅斯聯邦同樣出手克里米亞，在邊境附近屯兵，向烏克蘭反對派和西方政府施壓。而后，局勢轉變，克里米亞境內人數居于多數的俄羅斯族人推動公投，以決定是否并入俄羅斯。正在烏克蘭反對派當局和西方國家考慮對策之時，俄羅斯總統普京突然召開新聞發布會，宣布接受克里米亞入俄決定，并且啟動一系列克里米亞入俄程序。從當地歷史與民族情況看，克里米亞原本屬于俄羅斯，上世紀50年代在赫魯曉夫的授意下并入烏克蘭?？死锩讈啈鹇晕恢弥匾?，對于俄羅斯而言是重要的出?？?。正是這樣重要的位置決定了克里米亞成為俄羅斯必爭之地的地位，歷史上多次爆發沖突，此外，克里米亞還是個多民族地區，主要有俄羅斯族、烏克蘭族和韃靼族，俄羅斯族占人口半數以上。最終結果是大多數克里米亞居民同意加入俄羅斯聯邦共和國，俄羅斯聯邦總統普京簽署接納命令，而后俄羅斯軍隊進入克里米亞地區，就此將克里米亞地區的領土和人民回歸俄羅斯聯邦。

從上述情況看，“克里米亞模式”在某種程度上高度相似臺灣地區情況。臺灣也是多年前從祖國大陸分離出去，間隔著一灣淺淺的臺灣海峽，孤懸于中國大陸以外。然而不得不說的是，克里米亞地區與臺灣地區很大的不同點在于，首先是克里米亞地區一直都是作為地區而非國家實體存在，也沒有“總統”、“副總統”之職位，更不用說具有國家主權資格。另外克里米亞地區民眾的國家認同與臺灣地區民眾的國家認同也存在巨大差異。在臺灣地區，一直存在“中華民國”的國家符號與憲法政體等制度組織建構，也由于反對勢力多年的運作，使得臺灣民眾對國家認同一直存在很大的分化和認同混亂，近期內哪怕讓臺灣民眾進行回歸公投也難以出現回歸祖國大陸的結果。

（五）北平模式等

除了上述幾種模式外，還有被學界軍界等有些人所推崇的北平模式?！?/span>海協會原副會長王在希就是‘北平模式’解決臺灣問題的重要提出者。此言一出，一時成為媒體及網絡的津津樂道的話題，似乎終于找到一條正確的解決臺灣問題的捷徑?！边@是網絡上查到的關于“北平模式”的一段話語，還補充說明“究竟什么是‘北平模式’、如何將‘北平模式’運用到統一臺灣的問題上，王在希并沒有展開細說，只是簡單提到了‘兵臨城下’與‘和平談判’?！?a style="mso-footnote-id:ftn4" href="file:///C:/Users/quanzhiqiang/Desktop/%E9%BB%84%E5%9F%94%E8%AE%BA%E5%9D%9B%E8%AE%BA%E6%96%87/%E5%BB%96%E4%B8%AD%E6%AD%A6%20%20%E8%AE%BA%E6%96%87%EF%BC%9A%E3%80%8A%E2%80%9C%E4%B8%9C%E5%8C%97%E6%98%93%E5%B8%9C%E2%80%9D%E6%A8%A1%E5%BC%8F%E4%B8%8E%E4%B8%A4%E5%B2%B8%E7%9A%84%E5%92%8C%E5%B9%B3%E7%BB%9F%E4%B8%80%E2%80%94%E2%80%94%E5%AF%B9%E6%B5%B7%E5%B3%A1%E4%B8%A4%E5%B2%B8%E2%80%9C%E9%BB%84%E5%9F%94%E7%B2%BE%E7%A5%9E%E2%80%9D%E4%BA%A4%E6%B5%81%E7%9A%84%E6%80%9D%E8%80%83%E3%80%8B%E9%A1%B5%E8%84%9A%E6%B3%A8--201905223.doc#_ftn4" name="_ftnref4" title="">[4][1]在文中，該文作者還延展出“長春模式”、“天津模式”、“綏遠模式”、“南京模式”等議題與討論。對于這些模式，筆者也做了思考和分析，發現政治社會環境都不一樣了，實現當年這些模式的社會形勢都不大具備了。哪怕中國大陸以數艘航母和若干艘艦艇潛艇和多少武裝力量圍困打壓臺灣，在臺灣當前民粹式政治泛濫的情況下，即便是費了巨大的代價，也未必能取得較好的效果。

還有學者提出“統合模式”、“一中兩憲模式”、“一中三憲模式”、“一中屋頂架構模式”等實現兩岸統一的建議與方案，這些都豐富和充實了關于兩岸統一模式的理論與設想。

總之，1975年越南通過武力模式完成了統一，1990年德國通過和平模式實現了統一。越南與德國的統一進程都包括了主權、領土、以及人口的統一。如果說南北越南的統一就是通過武力方式實現了國家統一，那么德國的統一則通過和平方式來實現。再根據對“坦桑聯合模式”、克里米亞回歸模式的分析，可以看出領土與人口統一是國家統一的物質基礎，主權統一是國家統一的法律基礎，也是國家統一的標志。根據筆者對于國家統一方式與國家主權的研究[2]，對于世界上這些比較典型的國家統一模式的分析與探討，基本上分為武力統一與和平統一這兩種基本方式，而對于中國大陸而言，從1979年元旦全國人大常委會發表《告臺灣同胞書》以來，就由武力統一為主轉變成以和平統一為主，這個是一個質性的、巨大的轉變，而后歷經四十年的對臺政策與方略的逐步發展，可以說和平統一方略已經在大陸成為主流，當然這是以臺灣不能宣布獨立作為底線。筆者曾經在香港的《中評月刊》上發表了一文，認為在現代國際社會“主權國家是最主要的國際政治行為體，也是國際體系的基本構成單位?！?/span>國家主權具有“最高性、絕對性和不可分割性”，以及“所有性和使用性”等特性?！?/span>結合具體的時代背景。在冷戰背景下，兩岸各自加入社會主義陣營和資本主義陣營，有各自的外交關系。當然，兩岸都各自以‘中國’的符號來代表主權，從全部外交關系看，依然是‘一個中國’的外交。而從聯合國代表權看，兩岸是承繼關系，不是并立和分裂關系，這一點與兩德、南北越南情況不同?！惫P者已從國家主權的特性、聯合國代表權的“承繼關系”等清楚地做了說明中國與南北越南、東西德國的不同，由此推導“兩越統一模式”、“兩德統一模式”不適用于海峽兩岸的統一方式。再從“坦桑聯合模式”看，似乎比較可以借鑒，因為各自都有憲法，但從統一條件和國家主權觀看，又是讓人無法解釋和接受。繼而剖析北平模式，已經在上述情況中論證其社會歷史條件的不一樣。而最能讓中國大陸接受的可能是克里米亞回歸模式，這又涉及臺灣民眾的國家認同問題，以筆者多年以來對臺灣民眾國家認同的研究，在目前這樣情況下，要改變多數臺灣人的國家認同，讓他們從政治心理上轉向認同中國大陸的國家象征顯得分化巨大且非常困難。

二、回溯：“東北易幟”模式的背景與過程

1928年4月，國民政府開始第二次北伐，國民革命軍迅速占領了山東和平津一帶。對于東三省，蔣介石擬采取和平手段交涉，以實現全國的統一。張學良此時也在考慮東三省的前途。6月4日，張作霖在北京撤回奉天的途中，被日本關東軍預埋的炸彈炸死。年僅27歲的張學良受這一突發事件的刺激，更堅定了把日本軍閥驅逐出東三省的決心。期間，國民政府曾派孔繁蔚與張學良秘密會談，雖沒有完全達成協議，但對易幟起到了一定的推動作用。

1928年6月4日，南京國民政府代表孔繁蔚在北京與奉方張學良、楊宇霆舉行會議，提出和平解決東北問題的三個條件：1、東北三省須懸青天白日旗；2、奉軍中的孫傳芳、張宗昌、褚玉璞所部須接受改編；3、東三省須服從國民政府命令。當時，談判雖未立竿見影，但卻提出了解決東北問題的基本方針。隨后，國內的形勢發生了急劇變化：蔣介石等已和平接收京、津；6月20日，新疆督辦楊增新宣布易幟；7月19日，熱河奉軍主將湯玉麟也宣布易幟，服從三民主義。至此，山海關內都懸掛了青天白日滿地紅旗，僅東北三省仍掛五色旗。當時奉軍約四十余萬人，蔣介石等四個集團軍共六十七個軍又九個師，號稱一百萬，兵力占優勢。馮玉祥、李宗仁便主張乘勝出關追擊并消滅奉軍。但是，蔣介石怕兵出山海關會遭到日本人的干涉，重演“濟南慘案”，因而持反對態度。至于張學良，他歷來反對內戰，主張把國家利益放在首位，希望國家統一；再者，當時張學良對北伐軍相當佩服，認為它不但戰斗力強，而且有一套為奉軍所缺乏的政治工作。他曾對人說：“我們爭什么天下？奉軍南下河北、河南，占領了不少地方，可連一個縣長也派不出?！庇捎谑Y介石是國民革命軍總司令，張學良片面地把經過國共合作、獲得蘇聯援助而發動北伐戰爭的功績，全都記在蔣介石身上，從而認為蔣介石有統一中國的能力。

“我張學良沒有統一中國的能力，但我有誠心服從能統一中國的人?！睘樵缛諏崿F易幟，張學良于七月初成立由王樹翰、邢士廉、米春霖、徐祖貽等人組成的代表團，赴關內與國民政府磋商易幟事宜。張學良向蔣介石表示：對易幟、實行三民主義皆毫無異議，但有四個問題須亟待解決，即外交方面、黨務方面、政治分會問題及暫停對熱河軍事行動問題。妥善處理好諸問題后，他初步計劃于7月21日易幟。但問題并不是這么簡單。18日，日本駐奉天總領事林久治郎約見張學良，要求實行《滿蒙新五路協定》。張學良答稱：“皇姑屯炸彈已將張作霖專車里的所有文件全部毀滅，一切都已無根據?！贝稳?，林久治郎再訪張學良，向張學良轉交日本首相田中的信件，信中再次反對東北易幟，并要求履行所謂“日張密約”。

張學良對日本的警告極為不滿，但同時又感受到威脅。為避免日本武力干涉，他決定推遲易幟日期。他在給蔣介石的電文中說：“弟現在實處兩難，不易幟無以對我兄，無以對全國。易幟則禍亂立生，無以對三省父老?，F奉垣形勢，我兄定悉?！?span lang="EN-US">8月9日，張學良與林權助、林久治郎在會談中發生激烈爭執，待回到私邸后，張學良仍憤慨異常，對周圍人說：“日方欺我太甚，誓必易幟，即死于青天白日旗下，吾亦甘心?！?span lang="EN-US">8月13日，美國駐華公使馬慕瑞抵達奉天，與張學良派去的代表楊宇霆會談，表示支持東北易幟。馬慕瑞來奉，引起了日方警覺。隨后，美國又派著名記者端納到奉天，做張學良的工作，張學良堅定地表示：“滿洲是中國的，我不會接受日本的命令?！睂|北易幟，蔣介石與張學良電文往還不絕，蔣介石不斷催促：“應乘此時機同時更換旗幟，宣言就職，以十七年雙十節為兄完成統一之紀念日也?！蓖?span lang="EN-US">10月8日，國民黨一百七十三次中常會上，選舉蔣介石為國民政府主席，并選出國府委員十六人，其中就有張學良。因為有人對選張學良不滿，蔣介石解釋道：“如果要使國際上承認我們確已統一，要使某國少些借口，要使東三省當局無觀望的心思和回旋的余地，只有如此決定去做?！?a style="mso-footnote-id:ftn5" href="file:///C:/Users/quanzhiqiang/Desktop/%E9%BB%84%E5%9F%94%E8%AE%BA%E5%9D%9B%E8%AE%BA%E6%96%87/%E5%BB%96%E4%B8%AD%E6%AD%A6%20%20%E8%AE%BA%E6%96%87%EF%BC%9A%E3%80%8A%E2%80%9C%E4%B8%9C%E5%8C%97%E6%98%93%E5%B8%9C%E2%80%9D%E6%A8%A1%E5%BC%8F%E4%B8%8E%E4%B8%A4%E5%B2%B8%E7%9A%84%E5%92%8C%E5%B9%B3%E7%BB%9F%E4%B8%80%E2%80%94%E2%80%94%E5%AF%B9%E6%B5%B7%E5%B3%A1%E4%B8%A4%E5%B2%B8%E2%80%9C%E9%BB%84%E5%9F%94%E7%B2%BE%E7%A5%9E%E2%80%9D%E4%BA%A4%E6%B5%81%E7%9A%84%E6%80%9D%E8%80%83%E3%80%8B%E9%A1%B5%E8%84%9A%E6%B3%A8--201905223.doc#_ftn5" name="_ftnref5" title="">[5]嗣后，蔣介石對張學良派駐南京的代表胡若愚表示，為了不使張學良為難，東北外交由中央應付，同意東北“內政”仍由現職各員負責，概不更動。重大人事，先由張學良請委，然后由中央任命。蔣介石每月允撥軍餉1000萬元給奉軍，這樣更增加了奉軍的向心力。

1928年12月29日，張學良一如所諾，不顧日本的反對，排除楊宇霆的干擾，毅然宣布“遵守三民主義，服從國民政府，改易旗幟”。南京政府任命張學良為東北邊防司令長官。在就職典禮上，張學良身穿中山裝，向孫中山總理遺像宣誓（方本仁、劉光監誓）。至此，改旗易幟工作基本結束，在東三省各地，降下了民國時期的紅黃藍白黑五色旗，結束了北洋軍閥割據局面，國民政府實現了形式上的統一。

三、沈思：以“黃埔精神”促進當代“東北易幟”模式實現國家統一大業

黃埔軍校是國共合作的產物，黃埔軍校師生在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中，發揮了革命、愛國的黃埔精神，為中華民族獨立與解放做出了奉獻。講到黃埔軍校，就不能不了解孫中山先生創建黃埔軍校的初衷和辦學理念；而要了解孫中山先生創建黃埔軍校的起因和目的，就不能不清楚孫中山先生坎坷的革命經歷。孫中山先生走上民主革命道路后，為了推翻腐朽的清王朝，發動領導了多次武裝起義，但都失敗了。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義成功。孫中山在美國獲悉消息，于年底回國，被選舉為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次年1月1日，他宣誓就職，宣告中華民國的誕生。但是，掌握的袁世凱在帝國主義的支持下，內外勾結，上下施壓，迫使孫中山辭去了臨時大總統職務，革命果實落到了袁世凱手中。此后，孫中山先后發動了討袁的二次革命和護法運動，希望借助軍閥的力量去達到革命的目的，結果也都失敗了。1921年5月5日，孫中山在廣州就任非常大總統，成立革命政府，積極準備北伐。但第二年，粵軍頭領陳炯明勾結直系軍閥，在廣州發動叛亂，孫中山被迫回到上海。在絕境中，孫中山遇到了共產黨，他真誠地接受了中國共產黨和蘇俄的幫助。1922年9月，孫中山開始著手改組國民黨。1924年1月，孫中山主持召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確立了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三大政策，并在中國共產黨和共產國際的幫助下，開始了黃埔軍校的籌建工作。關于創建黃埔軍校的目的，孫中山先生在黃埔軍校開學典禮的講話中說得十分清楚：“這里開這個軍官學校，獨一無二的希望，就是創造革命軍，來挽救中國的危亡”。慘痛的教訓告訴他，要救國圖存，就要有自己的革命武裝。

在黃埔軍校的辦學理念上，孫中山先生希望通過新的課程設置，新的訓練方法，打造一支為實現他的理想而奮斗的新型的革命武裝。從孫中山先生的革命經歷和創辦黃埔軍校的過程可以看出，主導他行動的始終是愛國革命的思想。孫中山先生深知，要使中華民族獲得新生，要讓中國擁有光明的前途，腐朽的清王朝必須推翻，禍國殃民的各路軍閥必須打倒。否則，國家無望，民族不興。而要實現這一偉大的奮斗目標，武裝革命是唯一的道路。孫中山先生正是舉著愛國革命的旗幟一路走來，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息。他的這種思想和實踐，深深地影響了黃埔軍校，也深深地影響了黃埔軍校師生。由于孫中山先生的愛國主義思想是通過革命行動體現出來的，因此，在黃埔軍校，“革命”一詞出現的頻率最高；在黃埔軍校師生中，革命精神體現得最為鮮明。

那就不得不問什么是黃埔精神？它的內涵包括哪些內容？理清這些問題，對于正確地理解和把握黃埔精神，更好地發揚黃埔精神有著重要的意義。20世紀20年代的中國社會狀況是催生黃埔精神的土壤。當時中國處于軍閥割據、四分五裂的狀態。在帝國主義勢力的支持下，各路軍閥連年混戰，烽煙不斷，致使經濟蕭條，民不聊生，更遑論什么民族獨立、國家統一的議題，“打倒列強，除軍閥”是當時全國人民共同的強烈愿望。中國的這種政治、經濟、社會和民生狀況，正是黃埔精神產生的客觀條件。為了國家的獨立和民族的解放，黃埔軍校師生東征、北伐，浴血奮戰；特別是在中華民族面臨生死存亡之際，黃埔軍校師生挺身而出，抗擊日寇，用血肉之軀和全國人民一道筑起了保家衛國的堅固長城。當年在黃埔軍校的大門口貼著這樣一副對聯，“升官發財莫入此門，貪生怕死請走他路”；在黃埔同學中有一句口號叫得很響，“愛國家，愛百姓，不要錢，不要命”；孫中山先生在開學典禮的講話中對黃埔同學講得更加明確：“從今天起，立一個志愿，一生一世都不存升官發財的心理，只知道做救國救民的事業?！边@些都表達了黃埔軍校將士的一個堅定信念：作為黃埔同學要以國家和民族利益為重，勇于拋棄自己的私利，只為國家、民族之大義而奮斗?？梢哉f，黃埔精神實質是以愛國為核心的精神力量，是將革命進行到底，為國家獨立、為民族復興而奮斗的一種寶貴精神品質。

在當代，在中國大陸，習近平為核心的領導集體提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的復興計劃，“歷史告訴我們，每個人的前途命運都與國家和民族的前途命運緊密相連。國家好，民族好，大家才會好。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是一項光榮而艱巨的事業，需要一代又一代中國人共同為之努力?！?a style="mso-footnote-id:ftn6" href="file:///C:/Users/quanzhiqiang/Desktop/%E9%BB%84%E5%9F%94%E8%AE%BA%E5%9D%9B%E8%AE%BA%E6%96%87/%E5%BB%96%E4%B8%AD%E6%AD%A6%20%20%E8%AE%BA%E6%96%87%EF%BC%9A%E3%80%8A%E2%80%9C%E4%B8%9C%E5%8C%97%E6%98%93%E5%B8%9C%E2%80%9D%E6%A8%A1%E5%BC%8F%E4%B8%8E%E4%B8%A4%E5%B2%B8%E7%9A%84%E5%92%8C%E5%B9%B3%E7%BB%9F%E4%B8%80%E2%80%94%E2%80%94%E5%AF%B9%E6%B5%B7%E5%B3%A1%E4%B8%A4%E5%B2%B8%E2%80%9C%E9%BB%84%E5%9F%94%E7%B2%BE%E7%A5%9E%E2%80%9D%E4%BA%A4%E6%B5%81%E7%9A%84%E6%80%9D%E8%80%83%E3%80%8B%E9%A1%B5%E8%84%9A%E6%B3%A8--201905223.doc#_ftn6" name="_ftnref6" title="">[6]近代以后，中華民族遭受的苦難之重、付出的犧牲之大，在世界歷史上都是罕見的。但是，中國人民從不屈服，不斷奮起抗爭，終于掌握了自己的命運，開始了建設自己國家的偉大進程，充分展示了以愛國主義為核心的偉大民族精神。臺灣是中國不可割裂的一部分，臺灣人民是中華民族的組成部分，臺灣夢與中國夢不可割裂，不可對立。同樣，實現中國夢，臺灣同胞不能缺席，需要臺灣同胞的共同參與，共同努力，共同分享，這是包括臺灣人民在內的全體中國人的光榮使命。習近平總書記在2013年2月會見中國國民黨榮譽主席連戰時表示，“我們真誠希望臺灣同大陸一道發展，兩岸同胞共同來圓中國夢”，充分表達了大陸對與臺灣同胞共筑中國夢的期待。實現中國夢，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振興中華，其核心目標之一是實現臺灣與大陸的統一，沒有海峽兩岸的統一，中國夢就無法真正實現。中國夢是中華民族之夢，是包括臺灣同胞在內的整個中華民族之夢。

張學良能在1928年年底為了避免戰爭，為了國家的統一而不懼日本的威脅與利誘，也排除了內部的異見，深明形勢使然，以國家統一和民眾幸福為大義，以易幟的方式實現了國家的統一，這不能不說是一大義舉。當然，當時能實現東北易幟也有其具體歷史時代背景。然而擯棄這些具體的背景條件，這個舉措依然對當前的兩岸統一大業依然有一定的借鑒意義。

當下的臺灣，自1971年從聯合國大會被移出席次，恢復了中國大陸的主權代表地位。而后臺灣的“邦交國”數量在不斷下降，直到目前的僅僅17個，這個減少趨勢還會繼續發展，甚至可以預測未來臺灣可能會與當今世界上所有的國家與地區斷交。臺灣也由于國家主權關系，未能參加由主權國家參加的世界衛生組織（WHO）大會等只有主權國家才能參加的國際組織與活動，這些今后都會對臺灣的發展造成不利影響。

中國的強大離不開統一的國家形式，分裂的海峽兩岸只能讓外部勢力從中獲利，同樣不利于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之夢的實現。就此，可以借鑒也可以倡議海峽兩岸的政界軍界學界，發揚黃埔精神的愛國、團結精神，考慮用易幟的方式實現海峽兩岸的國家統一，這不失為造福當代、復興民族的一種思路與方式。

                                                                                    

【注釋】：

[1]由于該文頗具代表性，也引起了諸多讀者關注，是故筆者將其特別列出，就此開展討論。

[2]見筆者發表于《中國評論月刊》2017年11期的《海峽兩岸的政治關系定位研究——基于國家主權和“九二共識”的視角》（P53～59）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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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訊作者簡介：廖中武，男，博士，江西財經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副教授、江西財經大學臺灣研究所研究員，中華媽祖文化交流協會研究員、金門燕南書院講座教授，現主要研究比較政治與發展政治、臺灣政治與兩岸關系發展、中華文化與文創產業等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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