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共兩黨早期教育方針對于兩岸民眾認同意識的影響

【摘要】教育的方針政策在培育民眾認同意識過程起著重要的作用，黃埔軍校是國共兩黨教育方針兼容并包的具體體現。探尋國共兩黨早期教育方針政策的形成經過有利于找到兩岸民眾認同差異的根本原因，從而制定出因應之策。新的歷史時代，教育在培育兩岸民眾認同方面可以發揮很大作用：求同存異，弘揚優秀中華傳統文化；發揮黃埔軍校形成的黃埔精神紐帶作用；加強兩岸民眾的政治、文化交流，尤其是教育方面的交流；共同培育同一文化，同一民族，更是同一國家的兩岸民眾認同意識。

【關鍵詞】 政治意識認同 教育方針 黃埔精神

目前兩岸民眾的認同差異是由諸多的因素造成的，其中，兩岸長期以來厲行的教育方針及教育舉措是重要的因素。黃埔軍校實質上兼容并包了國共兩黨最初奉行的教育方針。但是1927年大革命失敗，國民黨政權在全國建立，中國共產黨同時在廣大革命根據地實施“武裝割據”，建立起蘇維埃政權，國共合作辦學的努力隨之付諸東流，國共兩黨隨之各自開始了早期教育方針的探索。也就是在這一時期，就教育理念而言，是中國共產黨與國民黨政權重塑的時期，兩黨教育宗旨的核心價值觀分歧漸現：國民黨政權奉行“黨化”、“復古”教育；中國共產黨則在廣大蘇區，基于實踐，獨立自主地對于蘇區民眾的教育初步作出了有益的探索，開展了共產主義精神的教育。1949年新中國成立后，國民黨敗據臺灣，但是此前形成的教育方針政策，仍然是兩黨培育各自控制區域內民眾意識形態的根本遵循。兩種基于不同指導思想形成的教育方針，長期實施的結果，必然造成受教育民眾各種認知上的差異。因此，探尋國共兩黨早期教育方針的形成經過，可以知曉造成當今兩岸民眾認同差異的根本肇因，并進而提出行之有效的因應之策。

一、國民黨政權教育方針的形成及其趨向

經過血腥屠殺上臺的國民黨政權，為了顯示自己的“正統地位”，無論內政還是外交，均高舉著國共合作時期雙方秉持的孫中山制定的“三民主義”大旗。在對國民教育政策的制定方面，也不例外地強調“三民主義”對于教育的指導地位。隨著其政權的日漸鞏固，在教育領域實行“黨化”教育的趨向逐漸明顯，與此同時，逐漸恢復了尊孔倫理，導致“黨化”、“復古”成為實施國民教育的最終目的。

1．高舉“三民主義”號令四方

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后，雖然1928年12月張學良“東北易幟”使蔣介石國民黨政府完成了形式上的統一，但是直到1930年中原大戰結束，蔣介石仍然一直在為控制黨內軍閥，為了搶占“正統地位”，“三民主義”這面旗幟就成為其不二之選。教育方面，在找到其他加強控制國民思想的有效方法之前，這面旗幟也就順理成章地被其拿來裝點門面。其實隨著國共合作的破裂，國共合作共襄的聯俄、聯共、輔助農工為主旨的三民主義早已名存實亡，用楊賢江的話來說，“黨國”所謂三民主義教育其實是“有若無”，“說著好玩的”。[①]

1927年6月，南京國民黨政府教育行政委員會通過“大學規程”23條，“中學規程”23條。兩個“規程”分別規定：大學以“灌輸及研究世界日新之學術”，力圖“文化之上進”，以實現“三民主義”為宗旨；中學教育宗旨為，以根據“三民主義”，完足小學之基礎訓練，并增進學生的知識技能，以適應民族生活的需要。[②]作為補充，1928年2月，大學院作為國民政府最高學術教育行政機關，頒布了“小學暫行條例”，其中規定：小學教育應根據“三民主義”，按照兒童心身發展的程序，培養國民的基本知識技能，以適應社會生活。隨后頒布的“中學暫行條例”25條也規定了“三民主義”所謂的指導地位。[③] 同月，中華民國學生聯合總會發表宣言，要求擴大“三民主義”宣傳，全國民眾聯合起來，復興教育，倡行師生合作，減輕學生負擔等。[④]這年7月，蔣介石在北平國立、公立各校教職員歡迎會上，煞有介事地說：“建設之急務，即在振興教育”，今后建設自由的新的國家，人人有責，“惟教育界責任為最大”，教育界無論何時、何地均應指導青年信仰“三民主義”。[⑤]5月28日，大學院發表全國教育會議宣言，正式提出，“此后中華民國的教育宗旨，就是三民主義的教育”，即：“發揚民族精神，提倡民族道德，鍛煉國民體格”，是為“民主”；培養學生服從法律的習慣，訓練他們團體協作和參與政權的能力，導入“民權”；提倡勞動，運用科學的方法，增進生產的技能，用藝術的熏陶，豐富學生生活的意義，以圖實現“民生”?！?a style="mso-footnote-id:ftn6" href="file:///C:/Users/quanzhiqiang/Desktop/%E9%BB%84%E5%9F%94%E8%AE%BA%E5%9D%9B%E8%AE%BA%E6%96%87/%E8%B0%A2%E6%96%87%E9%9B%84%E5%9B%BD%E5%85%B1%E4%B8%A4%E5%85%9A%E6%97%A9%E6%9C%9F%E6%95%99%E8%82%B2%E6%96%B9%E9%92%88%E5%AF%B9%E4%BA%8E%E4%B8%A4%E5%B2%B8%E6%B0%91%E4%BC%97%E8%AE%A4%E5%90%8C%E6%84%8F%E8%AF%86%E7%9A%84%E5%BD%B1%E5%93%8D.docx#_ftn6" name="_ftnref6" title="">[⑥]該方案在9月25日獲得南京國民黨政府的正式批準。1929年4月公布的“中華民國教育宗旨及其實施方針”8條，對以上內容加以進一步具體化。1931年“中華民國訓政時期約法”更明確規定：“三民主義為中華民國教育之根本原則?！?a style="mso-footnote-id:ftn7" href="file:///C:/Users/quanzhiqiang/Desktop/%E9%BB%84%E5%9F%94%E8%AE%BA%E5%9D%9B%E8%AE%BA%E6%96%87/%E8%B0%A2%E6%96%87%E9%9B%84%E5%9B%BD%E5%85%B1%E4%B8%A4%E5%85%9A%E6%97%A9%E6%9C%9F%E6%95%99%E8%82%B2%E6%96%B9%E9%92%88%E5%AF%B9%E4%BA%8E%E4%B8%A4%E5%B2%B8%E6%B0%91%E4%BC%97%E8%AE%A4%E5%90%8C%E6%84%8F%E8%AF%86%E7%9A%84%E5%BD%B1%E5%93%8D.docx#_ftn7" name="_ftnref7" title="">[⑦]對于當時大部分國民的身心素質水平而言，如果在和平的條件下，按照大學院的構想擬定出具體的教育措施，假以時日，應該說可以極大地提高中國人們的素質。然而遺憾的是，歷史不容假設，現實條件也注定這種方案只能停留在紙面上：一方面當時的中國處于內憂外患之中，隨之而來日本發動長達14年的侵華戰爭更是使當時的國內外形勢雪上加霜；另一方面，國民黨政府其實志不在此，其念茲在茲的仍然是“訓政”，是“黨化教育”，目的是實現實質上對全國的控制，鞏固其統治，1928年10月，南京國民黨政府發表“訓政時期”施政宣言就很清楚的表明了這點：“普及三民主義之國民教育”的前提，就是“決不任其參加政治斗爭與社會斗爭”。[⑧]對此，楊賢江于1929年11月發表《中國教育狀況的批評》一文，一針見血地指出：“黨國的教育是黨國政治的反映”，這種教育“正和黨國自己所標榜的什么‘學術化’、‘革命化’、‘三民主義化’恰恰相反，而是‘官僚化’、‘反動化’、‘帝國主義化’”。[⑨]

2．“黨化教育”方針的形成

江浙一帶因為地處國民黨政府統治中心，和蔣介石的關系也最為密切，因此，該地區教育界在教育方針的“謀劃”上走在了全國的前面。1927年5月，國民黨浙江省黨部就擬定了“黨化教育大綱”，7月1日，上海各報刊刊載了教育行政委員會草擬的“國民政府教育方針草案”，提出了實施黨化教育的12條方針，其中規定：“學生運動應統一在黨的指揮之下”。草案在教育行政委員會通過的時候，增加了“要求對學生參加運動應有相當的限制”的規定。[⑩]同時，國民黨發動各種勢力，力圖加快“黨化教育”的落實。這月底，國民黨浙江省教育廳長蔣夢麟召集全省中學校長會議，討論、實施所謂的“浙江實施黨化教育大綱”，這也是國民黨政府部門所屬教育行政機構首次正式提出“黨化教育”一詞。該“大綱”要求各中學以訓練國民黨黨員的方法訓練學生，以所謂“黨的紀律”為學校之規約，強調建設“新道德”應從“求知”入手，依“訓政時期”國家的組織為學生自治的組織，以“三民主義”的中心思想確定學生的人生觀。[11]第二年，蔣夢麟即被任命為大學院院長，大學院改為教育部后，任教育部長。[12]針對國民黨“黨化教育”的圖謀，魯迅曾發出呼吁，要求學生要學會獨立思考和觀察，要“用自己的眼睛去讀世間這部活書”，“必須和實際社會接觸，使所讀的書活起來”。[13]然而，面對強大的國家機器，魯迅的聲音顯得太過微弱。8月6日，南京國民黨政府公布“各級學校增加黨義課程暫行通則”13條，指出：“為使本黨主義普及全國，并促進青年正確認識”，各級學校需增加黨義課程。[14]對于學生自治組織的管控也日益趨緊，這年6月，國民黨政治會議廣州分會議決“學生會之組織及其法律關系”，規定學生會應名為“學生自治會”，其性質應為各個學校學生之自治團體，不得超越此范圍，不得濫用其職權以“干涉國家政治、學校行政”。1929年9月，國民黨教育部命令北平各大學校長及各學院院長注意整頓學風，要求：學生應以“革命精神求學致用，不宜干涉學校行政，及有越軌行為”。[15]1930年12月，蔣介石親自兼任教育部長，并頒布“整頓學風令”，要求學生“一意力學，涵養身心”而“不得干涉行政”，否則，政府將“執法以繩，以治反動派者治之，決不稍事姑息”。楊賢江當時就分析到：國民黨政府對學生嚴加控制的目的是“思想上進攻青年，蒙蔽青年的政治意識和階級覺悟的”。[16]九一八事變后，為了控制學生的抗日救國運動，教育部發布“中央告全國學生書”，甚至恫嚇學生不要罷課，稱“若見于國家有害者，則職責所在，不容姑息”。[17]

嚴格實施“黨化教育”另一個極端方面，就是加強對歸國留學生的控制，尤其是針對從蘇俄歸國的留學生控制更為嚴酷。1929年1月，國民黨政府公布了“處理留俄回國學生暫行辦法”，“辦法”強令：留俄歸國學生于必須于回國一周內親自到各級黨部報道，否則以“共產嫌疑犯”論處；非經國民黨中央詳密審查，回國學生不得擅自離開臨時招待所；在取得確無“共產嫌疑證明書”后還須5名以上的國民黨黨員連坐保證才能獲準自由行動等等。[18]

3．推行“復古”的教育措施

一是逐步恢復對孔孟儒家的尊崇，實行經學教育?？酌蠈W說，歷經千年傳承，自有其對塑造國民性格的教育益處。習近平總書記也指出：“拋棄傳統、丟掉根本，就等于割斷了自己的精神命脈。博大精深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是我們在世界文化激蕩中站穩腳跟的根基。中華文化源遠流長，積淀著中華民族最深層的精神追求，代表著中華民族獨特的精神標識，為中華民族生生不息、發展壯大提供了豐厚滋養?！钡?，“要堅持古為今用、推陳出新，有鑒別地加以對待，有揚棄地予以繼承?！?span class="MsoFootnoteReference"> [19]當時的國民黨政府，大談 “陶冶忠孝仁愛信義和平”，要求國民“莫談國事”，無疑回復到了封建時期帝王將相對于“子民”教育的老路上，用一句俗話說就是“開歷史的倒車”。

對于孔教，起初，南京國民黨政府教育部是采取敬而遠之的態度。1928年11月，教育部訓令各省市教育廳、局：孔子誕辰日，全國學校應各停課兩個小時，宣傳孔子事跡，以作紀念。但是在次年6月，明令廢止該活動。[20]1928年11月，針對孔教總會提請令全國學校一律增加學習經學的意見，教育部表示：“我國學校，修身之本，仍宗儒經，雖無習經之名，尚有習經之實”，因此“不必令在校學生一律肄習也”，并要求“將其不背黨義與時代精神之資料，用語體文演為淺說，傳播全國，以教全國民眾”。[21]其意圖還是要確立“三民主義”在全國教育思想的指導地位為先。1933年3月，蔣介石在江西教育討論會上致訓詞，一方面強調文化教育之于國家民族興盛的重要，另一方面強調救國的教育要以民族主義為基礎，特別要注重中國的倫理哲學，以確定教育方針。1934年初，國民黨軍隊在江西蘇區的“圍剿”已經全面鋪開，正節節推進，蔣介石躊躇滿志。在教育領域，以“三民主義”為核心的“黨化教育”已經推行經年，指導地位基本確立，推行“尊孔”、“復孔”教育更有利于其統治，因此這年2月，在南昌行營擴大紀念周上，蔣介石稱：建設國家、復興民族之根本要務為“教”、“養”、“衛”，只有教育，只有禮義廉恥，才是復興的唯一工具。秉承蔣介石的意志，國民黨第四屆中央執行委員會第128次常務會議通過所謂“先師孔子誕辰紀念辦法”，正式規定：8月27日為“先師孔子誕辰紀念日”，是日休假一天，全國各界一律懸旗志慶，各黨政軍警機關學校團體分別集會紀念。早在1933年伊始，西南國防委員會委員長陳濟棠向西南政務委員會提議，令各?；謴妥x經課，每周至少授課6小時，“以扶正學風”。[22]

二是實行所謂的男女分校制度。為了“防流弊，而肅校風”，1928年4月，南京國民政府湘鄂政務委員會明令規定除初級小學與大學可以男女同堂教學外，中學及高級小學生因為“年齡正在發育時期，識力均無充分修養，自宜依據性別的差別，分校收容”。[23]7月，廣東省教育廳議定：各中等學校，無論公立私立自1928年上學期起實行男女分校，10月，又通令各縣市的公私立中等學校亦須照此辦理。湖南省甚至規定，如果不實行男女分校，公校撤校長，私校停津貼，無津貼者封校。[24]對此，楊賢江感嘆：盡管江浙一帶沒有跟隨其后，但這足以證明“黨國對于教育是沒有常識的”，逆“男女教育機會平等”教育原則的歷史潮流而返。[25]

簡而言之，由于代表的是買辦資產階級以及廣大地主階級的利益，國民黨政權實施的教育政策以所謂的“三民主義”為旗幟，實施“黨化”、“復古”教育舉措，其根本的目的是為了維持國民黨的統治。1949年敗據臺灣之后，臺灣國民黨政權基本上延續了這些教育方針的核心，慢慢地走向了威權主義，民眾思想基本上浸淫于傳統文化——即儒家文化之中，直至今日。僅就歷史教育一項，“國民黨的歷史教育取得一定的成效，它為臺灣民眾建構了‘認同中國’、‘國民黨正統’等歷史記憶”，[26]這應該成為當今重塑兩岸認同，抵制臺灣民進黨政府所謂“去中國化”的底蘊所在。

二、中國共產黨教育方針的初步形成及其趨向

八七會議后，中國共產黨開始發動土地革命，進行武裝斗爭，先后在全國各地建立起眾多的革命根據地，并相繼成立了蘇維埃政權。但如何開展社會建設，尚處于實踐探索階段，教育也是如此。

1928年初，周谷城在《教育雜志》上發表《教育新論》一文，指出：“不平等之經濟地位，即今日中國教育之背景。中國目前教育上之集中病態，即緣此而生”，“教育無時無處不與政治相關”，他指出，教育改造方針應為：普及全國教育；受教育者應該都是有用之材；培養出來的用之才應該是中國當前需要的。并指出，欲達此目標，只有運用政治的力量才能徹底加以解決。[27]楊賢江的觀點則比他的更加徹底，楊賢江在其1930年2月出版的代表作《新教育大綱》一書中指出：“教育是社會上層建筑之一，是觀念形態的勞動領域之一，是以社會的經濟結構為基礎的?！?a style="mso-footnote-id:ftn28" href="file:///C:/Users/quanzhiqiang/Desktop/%E9%BB%84%E5%9F%94%E8%AE%BA%E5%9D%9B%E8%AE%BA%E6%96%87/%E8%B0%A2%E6%96%87%E9%9B%84%E5%9B%BD%E5%85%B1%E4%B8%A4%E5%85%9A%E6%97%A9%E6%9C%9F%E6%95%99%E8%82%B2%E6%96%B9%E9%92%88%E5%AF%B9%E4%BA%8E%E4%B8%A4%E5%B2%B8%E6%B0%91%E4%BC%97%E8%AE%A4%E5%90%8C%E6%84%8F%E8%AF%86%E7%9A%84%E5%BD%B1%E5%93%8D.docx#_ftn28" name="_ftnref28" title="">[28]因此，教育是由經濟和政治所決定的。楊賢江教育思想，成為當時正獨立自主開展土地革命的中國共產黨制定教育方針的指南。

1927年大革命失敗后，中國共產黨在廣大農村進行土地革命，并建立了許多根據地，在深入進行農村革命的同時，也在根據地內部進行文化革命。中國共產黨成立蘇維埃政權最直接的目的就是希望把廣大的農民發動起來，利用蘇區的全部資源來支持其武裝反抗國民黨的統治，對農民進行思想政治教育也是發動的手段之一。但是，“人們是自己的觀念、思想等等的生產者，但這里所說的人們是現實的、從事活動的人們，他們受自己的生產力和與之相適應的交往的一定發展——直到交往的最遙遠的形態——所制約” [29]。中國共產黨盡管一直宣揚自身代表了廣大勞苦大眾的利益，大革命時期也一直埋頭于農村，指導農民成立農民協會，進行各種爭取農民利益的斗爭。但是就中國共產黨自身而言，其指導思想——馬克思主義理論對于廣大的農民太抽象，其制定的目標對于農民來說也太過遙遠而虛幻，因此無法直接用它來作為教育的指南來發動農民，必須確立契合農民思維的教育宗旨、政策、措施等。在教育領域，也必須把馬克思主義與當時農村的具體實際相結合，才能為農民所接受，因此，中國共產黨的教育宗旨的形成總的來說有個從實踐（各根據地）中來，又回到實踐（各根據地）中去的一個過程。在這個歷史過程中，各革命根據地的中國共產黨為探索蘇區教育作出了巨大貢獻。

中國共產黨早在各地發動革命暴動過程中，就日益發覺教育問題無論對于進行革命的軍隊還是對于新生后的革命政權來說，是一個悠關土地革命成敗的重要問題。

1927年9月，八七會議后不久，中共江西省委就以江西省革命委員會的名義公布《行動綱領》提出，要“實行普及教育，提高革命文化”。具體措施是：實行免費的、強迫的、普遍的以及工藝的教育，以培養兒童；建立學齡前機構，如兒童養育院、幼稚園等，解放婦女并推進社會教育；開辦社會教育機構，以便增進工人、農民等普通民眾的知識和娛樂，如圖書館、平民學校、閱覽室、科學講話、電影、新劇等。[30]11月1日，廣東海陸豐第三次武裝起義勝利，并通過選舉成立了海陸豐的蘇維埃政府。12月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澎湃指示海陸豐蘇維埃政府要廣泛地進行社會改革。在社會改革的措施中，關于文化教育方面的內容有：實行少年兒童免費入學，享受受教育的權利；舉辦黨校和各種訓練班；興建醫院和學校；組織宣傳隊和紅色歌舞團；出版《紅旗日報》報紙雜志等。[31]11月，共青團中央召開擴大會議，通過《經濟斗爭及工會工作決議案》、《農村青年工作決議案》和《組織問題決議案》，提出了“沒收一切反動教育機關，實現免費教育”和“革命學生到民間去”、“到農村去”的要求。與此同時，在江西的井岡山，毛澤東派曾在武昌中央農民運動講習所學習過的陳慕平在礱市舉辦農民運動訓練班，為在井岡山地區開展農民運動培訓干部。[32]1928年1月，湘贛邊界各鄉農會紛紛創辦農民夜校。農民在夜校里學政治、學文化，懂得了許多革命道理。婦女們通過在夜校學習，提高了思想覺悟，從神權、族權、夫權的桎梏下解放出來，成為革命斗爭的一支重要力量。[33]1928年7月，共青團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通過了《蘇維埃區域內青年團工作大綱》、《教育宣傳決議案》、《兒童運動決議案》、《中國共產青年團章程》等文件。在《工作大綱》中提出，共青團在蘇維埃區域內應進行一般的社會政治教育工作：推廣宣傳所、書報室、俱樂部一類教育機構；推行識字運動；盡可能恢復學校和教育機關，首先應當創辦一些模范性質的學校和團校；應根據革命的需要，編輯各種新劇本和新教材；禁止一切反動書報，檢查反動新聞報紙；各級蘇維埃應設立教育委員會或教育委員；教育經費在政府的全部預算中應占相當成數；盡可能施行免費強迫教育。在《兒童運動決議案》中指出，在兒童運動中須以積極啟發式的、合乎兒童心理的各種方法教育兒童群眾，灌輸淺近的政治常識，打破一切舊社會的習慣，訓練兒童的活動能力，養成兒童有團體生活之觀念和習慣，使他們能夠打破一切宗法社會的惡習慣。同時還要舉行講演會，辦平民學校，作識字運動，出壁報、畫報，并且要施以軍事教育及體育。在《教育宣傳決議案》中提出，蘇維埃區域必須組織平民學?；蛞剐?，教育一般青年勞動群眾。這種學校又可以作為政治宣傳工作的一種幫助。8月1日，中共中央發表《告小商人、學生、自由職業者及國民黨中的革命分子》的公開信，提出：“減免學生學費，改良學校的課程與設備”、“取消帝國主義在華的一切文化機關”、“婦女在經濟上、政治上、教育上與男子一切平等”等內容。[34]1929年1月26日，共青團中央發出《通告》，要求各地團組織按照實際情形設法創辦學校、工廠小報、畫報以及多召集各種青年群眾會議，以進行識字運動，擴大宣傳教育工作，此外，還要求切實整頓基層團支部的宣傳教育工作，尤其要加強進行政治討論和實際斗爭的訓練。[35]

1931年11月，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第一次全國工農兵代表大會在江西瑞金召開，7日，大會發表了宣言。大會開宗明義地宣布，一切工農勞苦群眾及其子弟，國家給予免費教育；蘇維埃掌管教育事業之權，取消一切封建的、宗教的以及國民黨三民主義的教育；取消各種宗教團體的特別權利，教育與宗教事業絕對分離，但人民有信仰宗教或反對宗教的自由。[36]在同日規定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憲法大綱》中第十二條正式規定：“中國蘇維埃政權以保證工農勞苦民眾有受教育的權利為目的，在進行階級戰爭許可的范圍內，應開始施行完全免費的普及教育，首先應在青年勞動群眾中施行，并保障青年勞動群眾的一切權利，積極的引導他們參加政治的和文化的革命生活，以發展新的社會力量?！痹凇洞缶V》的第十一條中對婦女問題也作出莊嚴承諾：“以保證徹底的施行婦女解放為目的，承認婚姻自由，實行各種保護女性的辦法，使婦女能夠從事實上逐漸得到脫離家務束縛的物質基礎，而參加全社會經濟的政治的文化的生活”。[37]這是個徹底的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義革命綱領。

《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憲法大綱》中所規定的教育宗旨，由此成為中國共產黨在蘇區時期乃至此后相當長的歷史時期內的教育指南，其主要內容實質上就是源自于中國共產黨在進行土地革命，建立蘇維埃政權過程中的發動農民、引導農民的經驗總結。

中國共產黨根據實踐經驗，制定出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的革命教育舉措，逐漸形成了“以共產主義的精神來教育廣大勞苦大眾，在于使文化教育為革命斗爭和階級斗爭服務，在于使教育與勞動聯系起來，在于使廣大的中國民眾都成為享受文明的人”[38]的教育方針，“它不僅是土地革命戰爭時期中國共產黨的教育方針，而且規定了此后半個多世界中國教育的基本發展方向” [39]。

經過70多年的革命、建設和改革開放實踐，大陸民眾因為有不斷發展而又一脈相承的中國化馬克思主義的指引，在中國共產黨的帶領下，不僅實現了“站起來”的目標，而且通過40多年的改革開放，跨過“富起來”的理想，正朝著實現“強起來”的目標齊心協力。在中國化馬克思主義教育方針的培育下，他們的思想除了兼具中國傳統文化的品質外，更具有現代化、全球化視野，也更有包容性的胸懷。因時順勢，鄧小平集全黨和全國人民的智慧，創造性地提出了“一個國家，兩種制度”的這一偉大構想：兩種社會制度在一國之內和諧共存，既達到國家的和平統一，又有利于國家長治久安和有關地區的穩定與發展。并把“一國兩制”作為一項長遠的戰略決策，一項基本國策。[40]這一基本國策，理所當然地成為培育兩岸民眾認同意識的根本遵循。

三、求同存異，培育兩岸民眾共同意識

2019年1月2日，習近平總書記在《告臺灣同胞書》發表40周年紀念會上發表重要講話，他指出，祖國必須統一，也必然統一。因此，兩岸中國人、海內外中華兒女理應共擔民族大義、順應歷史大勢，共同推動兩岸關系和平發展、推進祖國和平統一進程。他還指出，70年來，中國共產黨順應兩岸同胞共同愿望，推動打破兩岸隔絕狀態，開啟兩岸同胞大交流大交往大合作局面，兩岸交流合作日益廣泛，相互往來日益密切，彼此心靈日益契合。因為，兩岸同胞都是中國人，血濃于水、守望相助的天然情感和民族認同，是任何人任何勢力都無法改變的！[41]今后，要力求實現同胞心靈契合，增進和平統一認同。黨的十九大報告指出：“解決臺灣問題、實現祖國完全統一，是全體中華兒女共同愿望，是中華民族根本利益所在。必須繼續堅持‘和平統一、一國兩制’方針，推動兩岸關系和平發展，推進祖國和平統一進程?！?a style="mso-footnote-id:ftn42" href="file:///C:/Users/quanzhiqiang/Desktop/%E9%BB%84%E5%9F%94%E8%AE%BA%E5%9D%9B%E8%AE%BA%E6%96%87/%E8%B0%A2%E6%96%87%E9%9B%84%E5%9B%BD%E5%85%B1%E4%B8%A4%E5%85%9A%E6%97%A9%E6%9C%9F%E6%95%99%E8%82%B2%E6%96%B9%E9%92%88%E5%AF%B9%E4%BA%8E%E4%B8%A4%E5%B2%B8%E6%B0%91%E4%BC%97%E8%AE%A4%E5%90%8C%E6%84%8F%E8%AF%86%E7%9A%84%E5%BD%B1%E5%93%8D.docx#_ftn42" name="_ftnref42" title="">[42]以此為目標，兩岸要在教育方面通力協作，尤其是大陸有關教育部門，更是應該做出巨大努力。

首先，在教育的指導原則上，要尋找利益多元時代的兩岸共識，尋找兩岸共同的社會愿景，找到兩岸教育理念的最大公約數，求同存異。這個“同”，應該主要從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去尋找。在兩岸的教材、教輔、報紙雜志等眾多教育載體中，有關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內容隨處可見，許多優秀的中國傳統也在兩岸社會中一直得到遵循。這是因為“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已經成為中華民族的基因，植根在中國人內心，潛移默化影響著中國人的思想方式和行為方式?！?a style="mso-footnote-id:ftn43" href="file:///C:/Users/quanzhiqiang/Desktop/%E9%BB%84%E5%9F%94%E8%AE%BA%E5%9D%9B%E8%AE%BA%E6%96%87/%E8%B0%A2%E6%96%87%E9%9B%84%E5%9B%BD%E5%85%B1%E4%B8%A4%E5%85%9A%E6%97%A9%E6%9C%9F%E6%95%99%E8%82%B2%E6%96%B9%E9%92%88%E5%AF%B9%E4%BA%8E%E4%B8%A4%E5%B2%B8%E6%B0%91%E4%BC%97%E8%AE%A4%E5%90%8C%E6%84%8F%E8%AF%86%E7%9A%84%E5%BD%B1%E5%93%8D.docx#_ftn43" name="_ftnref43" title="">[43]黨的十九大報告指出：“中共從成立之日起，既是中國先進文化的積極引領者和踐行者，又是中華優秀文化的忠實傳承者和弘揚者?！?a style="mso-footnote-id:ftn44" href="file:///C:/Users/quanzhiqiang/Desktop/%E9%BB%84%E5%9F%94%E8%AE%BA%E5%9D%9B%E8%AE%BA%E6%96%87/%E8%B0%A2%E6%96%87%E9%9B%84%E5%9B%BD%E5%85%B1%E4%B8%A4%E5%85%9A%E6%97%A9%E6%9C%9F%E6%95%99%E8%82%B2%E6%96%B9%E9%92%88%E5%AF%B9%E4%BA%8E%E4%B8%A4%E5%B2%B8%E6%B0%91%E4%BC%97%E8%AE%A4%E5%90%8C%E6%84%8F%E8%AF%86%E7%9A%84%E5%BD%B1%E5%93%8D.docx#_ftn44" name="_ftnref44" title="">[44]因此，博大精深的中華文化，“是我們共同創造的美好家園，是我們共同培育的民族精神，而貫穿其中的、更重要的是我們共同堅守的理想信念”[45]。由是推之，“完成祖國統一大業，共創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美好未來”理所當然地就是兩岸共同的社會愿景！而“異”，則需要暫時摒除政治意識形態的干擾，堅持在“一國”原則下，秉持“兩制”之異。

其次，在教育的方法上，發揮國共合作形成的黃埔精神紐帶作用，培育新時代兩岸民眾共同的精神家園。黃埔軍校實際上是中國共產黨和國民黨合作辦學的產物，軍校以培養革命人才為目標，實質上就是國共兩黨教育宗旨得以兼容并包的具體體現。眾多被軍校中培育出來的愛國青年，追求民主，以打倒軍閥、捍衛主權、統一全國為己任，拋頭顱、灑熱血，為實現中華民族站起來的目標而不惜犧牲。黃埔軍校培育的黃埔精神，其“愛國革命”的核心是中華民族優秀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不僅是黃埔軍校后人的動力所在，也體現了后人對黃埔軍校優良作風的傳承，“是黃埔軍校給后人留下的寶貴精神財富，其核心是為統一中國、振興中華而矢志不渝、頑強奮斗的愛國主義。今天我們傳承弘揚黃埔精神，最主要的就是致力于祖國統一和民族復興”[46]。以“發揚黃埔精神，聯絡同學感情，促進祖國統一，致力振興中華”為宗旨的黃埔同學會，長期以來，為推動兩岸人民的交流，促進兩岸關系的發展，推動祖國和平統一做了大量的工作。[47]在新的歷史時期，我們在教育過程中，要大力弘揚黃埔精神，發揮黃埔同學“同窗情、袍澤情”的紐帶優勢，“秉持同胞情、同理心，以正確的歷史觀、民族觀、國家觀化育后人，弘揚偉大民族精神” [48]，從而吸引更多的兩岸同胞加入兩岸交流往來，培育以“愛國”為核心的“天下黃埔是一家”的共同精神家園，強化“兩岸一家親”的意識，增進“兩岸一家親”的情懷，“久久為功，必定能達到兩岸同胞心靈契合” ，最終“認真思考臺灣在民族復興中的地位和作用，把促進國家完全統一、共謀民族偉大復興作為無上光榮的事業”。[49]

其三，在教育的對象方面，以是否“愛國并擁護祖國統一”為唯一前提，最大限度地擴大愛國統一戰線，培育兩岸民眾愛國心，匯聚擁護祖國統一的力量。以“長期共存，互相監督，肝膽相照，榮辱與共”為主要內容的愛國統一戰線，其主題是“大團結大聯合”，它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的基本方針，也是中國共產黨和各民主黨派以及無黨派人士團結合作的指導方針，是中國共產黨團結一切愛國人士的指南。在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指引下，愛國統一戰線能夠利用自身優勢，包容差異與不同，盡可能通過各方努力，最大限度地凝聚“兩岸一家親”的意識，凝聚擁護祖國統一的人心，凝聚推進和平統一的智慧，凝聚實現祖國統一的力量。這也是愛國統一戰線成為中國革命的三大法寶之一的意義所在。

最后，要制定形式多樣的加強兩岸教育交流的具體措施。譬如：舉辦以弘揚中華傳統文化這一共同的文化基因為主題的研討會；以“九二共識”為遵循，編制共同教材；加強兩岸師生之間的交流，如互相觀摩教學法，互派交換學生，等；共同舉辦文體活動，如舉辦綜合或專項體育賽事 ，舉辦兩岸音樂節；在對方校園開展職業培訓等技術教育；互相承認對方學歷；等等。兩岸一切教育等方面交流的舉措均以“深化兩岸經濟社會融合發展，增進同胞親情和福祉，拉近同胞心靈距離，增強對命運共同體的認知” [50]為依歸，夯實和平統一的基礎。

總之，要通過教育舉措，最大限度地培育兩岸民眾認同意識，使兩岸同胞“攜手同心，共圓中國夢，共擔民族復興的責任，共享民族復興的榮耀”[51]。

作者簡介：

謝文雄，男，現為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室副編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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